《孟子旁通》第33講《清明上河圖》的背面
南懷瑾講述
當然,由於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,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,也感動了梁惠王,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。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,已經表現出來,不像前兩次,一邊說:「老頭子,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?」一邊卻答:「何必一開口就談利,談談仁義吧!」那麼格格不入了。這次的談話情形,就比以前融洽一些,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。
所以梁惠王說:「平心而論,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。譬如說,在我的國境以內,黃河內套,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、糧食歉收的凶年,我就把河內的人民,遷移到河東來;同時在河東徵收了糧食,送到河內去,使河內的人,不至於受到飢餓的痛苦。
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,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,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,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。你是講仁義的,要我施仁政的,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?現在看看我的鄰邦,他們沒有這樣做,可是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減少,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,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。這是什麼道理呢?」
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?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,世界人口爆滿,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,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,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,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?固然他那樣應付凶年歉收的態度,也是理所當然,政府應有的責任。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,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,那麼辛苦,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!
可是我們必須先瞭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。戰國的諸侯各國,雖然不同於西方的封建制度,但人民、領土、政權,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財產,自然領土越廣,人民越多,實力、權勢越大,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,就能稱雄稱霸。由於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,也沒有移民限制,更沒有護照的辦法,老百姓可以比較自由遷徙,哪一個國家富強,可以過更好的生活,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,作他的國民。而在戰國當時,天下——全中國的人民,只不過幾千萬人而已,真正是地廣人稀,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。這一分析之下,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,是有他的道理的。
那麼孟子怎樣答覆呢?他說:「你梁惠王喜歡打仗,我就以戰爭來譬喻給你聽。在作戰的時候,戰鼓一響起來,部隊向前衝鋒,雙方接近戰鬥以後,一直怕死的兵將脫了戰袍,丟了兵器往後逃走,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,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,而跑了五十步的人,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。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?」孟子這樣反問,等於設了一個圈套,先把梁惠王套住,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,如果寫文章,則是一種有層次,設伏筆的手法。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。
果然,梁惠王說:「當然不可以譏笑別人,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,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!」
於是孟子說:「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,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。」
孟子說梁惠王好戰,老實說在那個時代,誰不好戰?如不打仗,就難以生存,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。梁惠王為了恢復他父親魏武侯、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,只好求之戰爭。但也確有好戰之過,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,是大可以不打的,結果龐涓戰死,吃了一個大敗仗,實在是人謀不臧、自食惡果之報。
不過孟子的話,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。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,你梁惠王遇到凶荒的年歲,移民、輸糧,固然是好事,但也只是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。你的鄰國是壞,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,也只是比鄰國好了一點。你不從根本上去著手,除去病源,為國家千秋萬世著想,作百年大計,長久之圖,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?
從我們的歷史上看,孟子這個話,的確有他的道理。自從戰國以後,自秦以下,漢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,或中興之主,有值得標榜的建樹外,大多數的人主,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,腳痛醫腳的毛病,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。
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,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,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,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,所謂「不違農時」等等。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,誦讀起來音節鏗鏘的美好文章,他的內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,從農業的發展,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,形成國家的富有;由國家的臻於富庶,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,然後在安定中,實現中國文化所標榜的政治精神——「養生」、「喪死」。
「養生」包括了人口的增加,生活的不斷改善,以及生存的保障,生命的延續。現代西方國家,重視兒童福利,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,就是孟子「養生」、「喪死」的理想範圍。也就是我們今日標榜的《禮運》的大同世界理想。所謂「使老有所終,壯有所用,幼有所長,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的境界,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。
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,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。因為他的出遊各國,也只到過中原農業地區,走的地方並不多,比如他所談的只是農業、漁業、林業三方面的建設,如果他到過新疆、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,那麼「數罟不入洿池,魚鼈不可勝食也」就要成問題了。這些地區哪來的洿池,又從何處去捕魚呢?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,所謂「天無三日晴,地無三尺平,人無三兩銀。」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?
不過那個時代,還是大禹治水以後,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,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確立,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。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,是將就當時實際的情況,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。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。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,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,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,導致產業落後,經濟衰退的惡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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