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113講 兩大之間難為小

《孟子旁通》第113講 兩大之間難為小

南懷瑾講述

 

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間於齊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有一焉。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為也。」

在春秋、戰國兩個時代，滕、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。但在《論語》及《孟子》書中，都有所論及。所以國雖小，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，卻也有名起來。《論語·憲問》篇中記載著：「子曰：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。」就是這個滕國。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，滕、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。

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，路過滕國。滕國是一個小國，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，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。我這個小國，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，所謂「兩大之間難為小」，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？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？

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，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。孟子也的確是高明，他答覆滕文公說：「你提出這個問題，對不起，我也沒辦法。有辦法也不能講，礙難啟齒。」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，當然非常失望，臉色就沮喪難看。孟子見他這副樣子，又過意不去，於是對他說：在不得已之下，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。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，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，團結起來。然後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，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，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，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。再和全國老百姓，上下一致，同心合力，保衛自己的疆土，雖然戰死，也不離開本位，甚至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，自強自立，寧可亡國，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，先有這樣的準備，還可以有所作為。

在這裡，我們看到孟子答覆「兩大之間難為小」的基本原則，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。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，不自強，不自立，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，在兩大之間，怨天怨地，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，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。個人事、國家事、天下事，原則是一樣的，只有自強自立，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，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，除了自立自強以外，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。況且愈妥協，將愈增加困難。因此孟子便指出，寧可亡國，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，作為答覆。

滕文公問曰：「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則可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岐山之下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苟為善，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，為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！彊為善而已矣。」

有一次，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，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，可是現在強鄰的齊國，要在薛國建築城池，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，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。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，有同病相憐，唇亡齒寒的威脅。看這種國際趨勢，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。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。你看，該怎麼辦好呢？

這個薛國也早已歸入了齊國的版圖，被齊宣王封為孟嘗君田文的地盤。那就是，歷史上有名的孟嘗君門下客，彈鋏而歌的馮諼，強作主張，代表孟嘗君到薛國收取租債，一把火燒了所有債務人契據，以收買民心的名城。

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，也是周代歷史上最能謙讓、最光榮的一代——太王的史實。他說，從前太王住在邠地，狄人侵犯他，難以自處，因此搬到岐山下面去住。並不是因為岐山比邠地更好，土地更肥沃，而是在邠被好勇鬥狠的胡人欺凌，沒有辦法，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。當時太王雖被迫遷移，但卻忍辱負重的生聚教訓，所以後代子孫——文王、武王起來，才建立了周朝幾百年的政權。你可以效法他這種為善的精神，後代的子孫就一定能稱王天下。大丈夫要創業就要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給後人，為了使子孫能夠繼承下去，在個人方面，無論讀書、經商，或任何行業，都應如此。一定要有這個志向，能不能成功，那是天命。如今你地方小，四面又有強鄰，只有用太王這種精神去做，勉強站起來，但不是站起來去跟人爭強鬥勝，而是自己勉力為善，鞏固內部，自立自強，然後才能慢慢強大，受到別人尊重。

孟子這理論非常對，兩大強國的鬥爭之下，處在中間的弱小國家，若想自立自強，的確是很難的。我們看宋初的局面，吳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，本來和趙匡胤、李後主一樣，也是獨立為王，他一看到天下大勢，自陳橋兵變之後，趙匡胤號令天下的章法，他便表示投誠擁護，推趙匡胤當中國的老闆。到宋太宗時，自己取消了國號。他認為這樣做，則自己後代的子孫，不失為諸侯，永遠是方面大員。否則的話，自己估計一切的能力，未必可勝得過宋朝。戰敗了，不只是自己難保，就是子孫也難保。其實他這樣做，還是在等候時機，要想辦法再起來，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點小本錢，必要時才能有所作為。

至於同時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，雖然也看到了這一點，曾經向趙匡胤上表稱臣，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嘆在詩詞之中，詩詞做得太好了，下不了決心，如果下得了決心，真正能夠有所作為，早就起來有所作為了，即使打敗了，也是光榮的。等到曹彬的大兵團攻到南京的時候，用一根繩子上吊也行，又怕死，要投降又覺得沒面子，最後當了俘虜，被曹彬解送到京，只有在船上作詩感慨，那又有什麼用？趙匡胤批評他說，李煜肯把作詩填詞的精神來治國，就不會是今天的下場了。所以要嘛，就彊為善；不能彊為善，就保子孫，留元氣，以待後來。

國家大勢如此，個人事業也如此。站得起來就站起來，站不起來就得見機振作。但是社會上，有許多人，他在站不起來時不肯爬，爬不動時又不肯躺下，還老是覺得自己是站在那裡，其實並沒有站著，這樣就很可憐了。總之，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