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66講 外交策略——大小之間

《孟子旁通》第66講 外交策略——大小之間

南懷瑾講述

 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有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（ㄒㄩㄣ ㄩˋ，匈奴於夏朝時的名稱），勾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，保天下。畏天者，保其國。《詩》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』」

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

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！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。《詩》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《書》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：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』一個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

這開頭一段，也是一個大問題，孟子所提出的，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。至少在過去，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。

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，對於與鄰國的邦交，有什麼好的辦法，好的策略。孟子說：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。一種是「以大事小」，這是仁者的風範。雖然自己的國土大，國力強，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、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。像在歷史上，夏朝的時候，湯以毫為都城，地大人眾，國力強盛。而夏朝的另一諸侯，嬴姓的葛國，在領土、人民、財力上，都不及湯。葛的故城，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，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。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，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，政治地位不下於湯，所以湯在國交上，對葛仍然是尊敬的，順服的，絕對不因自己的權勢大，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國。

更近一點的史實，在商朝的末期，西方的昆夷——即犬戎，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，乘壞車的國家，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。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，不論文化、經濟，都非常發達，廣土眾民，聲望又高，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。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，絕對不以兵戎相見，為了行仁政，不忍動武，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，而文王還是忍讓著，不願意生靈塗炭，以免苦了老百姓。

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：「以小事大」，這屬於明智之舉。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，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。商朝末期時，姬周諸侯，由太王當政，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，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，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——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，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強悍，常常犯邊鬧事，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，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，不去和匈奴力爭，而採取退讓的態度，以免擴大戰爭，影響了內政的建設。

第二個例子，是吳越兩國的史實。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，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，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，討他歡心，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。他回國後，臥薪嘗膽，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。」而後終於雪恥復國。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。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，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。

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。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「樂天」的，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「畏天」的。

這裡所說的「樂天」「畏天」的天，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。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「樂天」，或者怕上天打雷的「畏天」等愚妄迷信。這裡的「天」，在「天人合一」的哲學上，是包括了人事在內。如果作詳細的解釋，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。限於時間和篇幅，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。以現代名辭來說，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；拿我們中國的詞彙來說，就是天理。

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，就是順應「天地生萬物」的樂天心理，不願意欺負弱小；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，不敢得罪大國，就是敬畏天理。否則，天地間的定理，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。最後，孟子進一步說，凡樂天的，效法天地的博愛精神，不以強壓弱的大國，結果一定四海歸心，可以保有天下；而弱小的國家，如果能夠畏天道，服從強者的領導，不懷叛逆之心，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。他並且引據《詩經》來支持他的理論，他說，《詩經·周頌·我將》篇中記載著：「畏天之威，于是保之。」這個「威」字的含義，是指時代的大趨勢。孟子引用這句話，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。意思是說，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，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，把握時間的契機，以維繫自己的生存。

孟子說到這裡的時候，齊宣王不讓他說下去，在中間打了岔，插進來說：孟先生，你講的這些理論，太偉大了，太高深了。暫時不談這麼高遠深奧的哲理，就目前的現實問題來說——換言之，他不喜歡再聽孟子那些大道理，什麼是畏天戒慎一類理論，他心裡對當時的國際看法，正是認為強權就是公理。因此便直截了當地說，我有一個毛病，我這個人愛好武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