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懷瑾講述
我們研究《孟子》到這裡，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，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、梁襄王和齊宣王。前後三位國君，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、處境以及素養，都有所不同。而孟子對他們，卻一貫的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。
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，我們可以瞭解，就教育的方法看，他是用誘導的方式，就教化的立場而言，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。例如：他對齊宣王的談話，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，然後教他將這一點擴而充之，推及到愛人、愛世上面。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，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，以辨別是非善惡的方式，在可以與不可以、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，作強制性的說教。而是先同意、贊成對方的意見，而後誘導對方，使他擴而充之，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別人也愛好，自己所要的別人也要，這就是孔子「推己及人」的恕道，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。所以跟著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、好勇、好色、好貨的時候，孟子都說沒有關係，不要緊，不過要擴而充之，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。
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，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眾所周知，兩千多年以來，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，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。但是幾千年來，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，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，雖然秉持著師道的原則，但事實上，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。換言之，是「依草附木」式的，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藉以推行王道的理想。盡管儒家標榜的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歷代帝王的盛德，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，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，推行他們的理想；依附別人的門戶，並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，或自己起而行之，去實現他們的理想。
簡要而切實地說，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，為舜，也沒有這樣做過，他們只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，能夠變成堯，變成舜，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千年來的儒家思想，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，只希望做到「致君堯舜」，使在位的帝王，能夠像堯舜一樣，施行仁政。
可是，「致君堯舜」又談何容易！自秦漢以後，歷代的帝王，在基本素質上，他們不但並非堯舜的根株，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。正如杜甫〈重經昭陵〉詩說：
草昧英雄起，謳歌歷數歸。
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。
這一首五言絕句，短短的二十個字，對於歷史哲學的感慨，既含蓄又坦率，直言無隱，和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的哲學觀點，完全一樣，只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，瞭解所謂溫柔敦厚的含蓄藝術，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，明瞭他所說的深邃含義。
第一句「草昧英雄起」，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，英雄都起於草澤之中，成王敗寇，很難論斷，到了成功以後，便四海謳歌讚頌，認為是天命有歸，歷數更代，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。事實上，他們無非都起於風塵之中，猶如漢高祖，手提三尺劍，斬白蛇而起家。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，江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。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，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歷代帝王，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。
便「乃翁天下」雖在馬上得之，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。於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標榜儒家的讀書人們，來坐而論道，大談其治平之學，與孔孟之道了。事實上，那些天子的稟賦，既非堯舜的本質，要想「致君堯舜」，豈非痴人說夢。歷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，到底距離孔孟所標榜的先王之道，相差太遠。可憐的後世儒生們，在文章上拚命講述「致君堯舜」，而事實上每況愈下，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，「致身富貴」而已。
像孟子一樣，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，結果還是徒勞無功。何況既非孔孟之才，又非孔孟之聖，哪有可能？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歷史，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，「內用黃老，外示儒術」的一個模式之下，度過了兩千多年。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，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，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。
以前我在讀《孟子》的時候，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嘆，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：「千秋禮樂論興亡，儒墨家家爭辯忙。堯舜不來周孔遠，古今人事莽倉倉。」我說是不成才的詩，那是老實話，絕不是自謙。
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，前有杜甫〈重經昭陵〉的五言絕句，後有唐彥謙《長陵》的一首七言絕句，都是很好的歷史哲學寫照，而且很典型的具有溫柔敦厚的詩人風格。他的詩說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杯。千古腐儒騎瘦馬，灞陵斜日重回頭。」
第一句「耳聞明主提三尺」，是說由歷史得知，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，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。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。第二句「眼見愚民盜一抔」，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，張釋之為廷尉，說「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即斬首」的法令，此處影射歷史上成王（奪得天下即為天子）敗寇（侵犯帝陵即便殺頭）的人生悲劇。下面兩句，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，自孔孟以來，後世的讀書人——儒家們，雖然滿腹詩書，究竟有何用？比較有成就的，也只是引經據典，成為第一流的幫閒而已。等而下之，差一點的，一輩子死於頭巾之下，談今論古，滿腹酸腐味道，也就是漢高祖——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「豎儒」或「鯫生（見識鄙陋的人。為輕蔑讀書人的話。鯫，ㄗㄡ）」、「腐儒」之類，等於近代常用的「酸秀才」、「書呆子」，是同樣的意思，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裡便感慨地說，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唸書的，生逢亂世，「千古腐儒騎瘦馬」，只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，在那夕陽古道，經過漢王帝寢的灞陵之下，回頭望望，發思古之幽情，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，所謂「灞陵斜日重回頭」而已。
在宋人筆記上，記載著一則故事更有趣。有一次，宋太祖趙匡胤，經過一道城門，抬頭一看，城門上寫著「某某之門」四個字，他便問旁邊的侍從秘書說，城門上寫著某某門便好了，為什麼要加一個「之」字呢？那個秘書說「之」字是語助辭。趙匡胤聽了就說，這些「之乎也者」又助得了什麼事啊！
講到這裡，同時要注意中國文化的詩和哲學等等，都有我們民族傳統的特性，必須具有溫柔敦厚的內涵，才算是忠厚之德，不然，就都流於輕薄。中國人喜歡作詩，無論是古詩或今詩——白話詩，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詩人的才情，這也是我們民族的特殊氣質之一。但是有才華，還必需要經過力學的鍛煉才好。比如詩聖杜甫，或者較有名的歷代詩人們的好詩，都有這種風格。剛才所舉杜甫、唐彥謙兩首和歷史哲學有關的詩，的確是涵養深厚，使人讀了雖然有感於懷，卻不致憤世嫉俗。
相反地，有同樣的思想，但一下筆、一出口，便具有煽動性，容易引起叛亂意識，猶如《水滸傳》上梁山泊式的詩，或如正言若反的詩，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，那便是前面所講元朝人作的那首：「中原莫遣生強盜」的詩，你能說這首詩作得不好嗎？看來淺顯明白，而且直截了當便表白了對歷史哲學的看法，哀傷感嘆、悲天憫人的文學心理，都兼而有之，但它在文學的價值上，就不足為訓，不足為法，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。前兩首與此有同樣的意義，但用不同的文字修養來表達，便合於中國文化「溫柔敦厚，詩之教也」的標準了。前面提過的，近代詩人易實甫先生的「江山只合生名士，莫遣英雄作帝王」那就對了，這也是文化與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。
尤其是諸位年輕的同學們，如果去當老師，培養後一代，那就更要注意了。像我現在講《孟子》，講《論語》，故意用輕鬆的辦法，嬉笑怒罵，來引起大家對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，只能偶而一用，到底有流於輕率之嫌，不足為訓。所以我始終說自己這些講解，雖然用心良苦，但卻不入正途的。大家千萬注意這一點，有的人用來可以改邪歸正，但同樣的方法，被別人用偏差了，說不定會改正歸邪了。
現在我們研究，孔孟當時為什麼會走這種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呢？我們知道，雖然後世的儒家，有了門戶之見，對於道家的思想起了爭論，但是在孔孟當時的知識分子，是沒有儒道之分的。老子有三寶之說：曰「慈」，曰「儉」，曰「不敢為天下先」。孔孟的這種作法，也就是老子的「不敢為天下先」，絕對沒有挺身而出，親自扮演堯、舜的思想。
這種自己絕對不來的態度，是儒家的好處，因為他們唯恐會使天下更亂。儒家自己不來，好了儒家，卻苦了天下的老百姓，更可憐的是影響後世的儒家精神，只能規規矩矩走臣道的路子，但是要想「致君堯舜」——走上王道，改變現有的狀態，卻又往往力不從心，受到各種客觀環境的限制而事與願違。在達不到理想的時候，有時只能以身殉道，充分發揮了「臣節」的教育精神，做到了盡忠報國，盡忠報王而已。如果就行為哲學和歷史的事實互相參究起來，那麼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，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。我們看歷代的名臣和大臣，以儒家之學，處身廟堂，儘管有許多作為，有許多成就，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宮廷中出了問題，他們便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所以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，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門戶，無法自立，也無法對天下有更大的影響。讓我們拋一句文言，便可說：「至堪浩嘆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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