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dnesday, October 13, 2021

《孟子旁通》第62講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

《孟子旁通》第62講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

南懷瑾講述

 

我們研究《孟子》到這裡,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,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、梁襄王和齊宣王。前後三位國君,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、處境以及素養,都有所不同。而孟子對他們,卻一貫的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。

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,我們可以瞭解,就教育的方法看,他是用誘導的方式,就教化的立場而言,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。例如:他對齊宣王的談話,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,然後教他將這一點擴而充之,推及到愛人、愛世上面。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,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,以辨別是非善惡的方式,在可以與不可以、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,作強制性的說教。而是先同意、贊成對方的意見,而後誘導對方,使他擴而充之,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別人也愛好,自己所要的別人也要,這就是孔子「推己及人」的恕道,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。所以跟著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、好勇、好色、好貨的時候,孟子都說沒有關係,不要緊,不過要擴而充之,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。

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,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眾所周知,兩千多年以來,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,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。但是幾千年來,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,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,雖然秉持著師道的原則,但事實上,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。換言之,是「依草附木」式的,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藉以推行王道的理想。盡管儒家標榜的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歷代帝王的盛德,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,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,推行他們的理想;依附別人的門戶,並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,或自己起而行之,去實現他們的理想。

簡要而切實地說,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,為舜,也沒有這樣做過,他們只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,能夠變成堯,變成舜,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千年來的儒家思想,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,只希望做到「致君堯舜」,使在位的帝王,能夠像堯舜一樣,施行仁政。

可是,「致君堯舜」又談何容易!自秦漢以後,歷代的帝王,在基本素質上,他們不但並非堯舜的根株,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。正如杜甫〈重經昭陵〉詩說:

草昧英雄起,謳歌歷數歸。
風塵三尺劍,社稷一戎衣。

這一首五言絕句,短短的二十個字,對於歷史哲學的感慨,既含蓄又坦率,直言無隱,和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的哲學觀點,完全一樣,只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,瞭解所謂溫柔敦厚的含蓄藝術,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,明瞭他所說的深邃含義。

第一句「草昧英雄起」,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,英雄都起於草澤之中,成王敗寇,很難論斷,到了成功以後,便四海謳歌讚頌,認為是天命有歸,歷數更代,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。事實上,他們無非都起於風塵之中,猶如漢高祖,手提三尺劍,斬白蛇而起家。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,江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。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,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歷代帝王,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。

便「乃翁天下」雖在馬上得之,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。於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標榜儒家的讀書人們,來坐而論道,大談其治平之學,與孔孟之道了。事實上,那些天子的稟賦,既非堯舜的本質,要想「致君堯舜」,豈非痴人說夢。歷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,到底距離孔孟所標榜的先王之道,相差太遠。可憐的後世儒生們,在文章上拚命講述「致君堯舜」,而事實上每況愈下,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,「致身富貴」而已。

像孟子一樣,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,結果還是徒勞無功。何況既非孔孟之才,又非孔孟之聖,哪有可能?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歷史,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,「內用黃老,外示儒術」的一個模式之下,度過了兩千多年。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,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,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。

以前我在讀《孟子》的時候,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嘆,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:「千秋禮樂論興亡,儒墨家家爭辯忙。堯舜不來周孔遠,古今人事莽倉倉。」我說是不成才的詩,那是老實話,絕不是自謙。

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,前有杜甫〈重經昭陵〉的五言絕句,後有唐彥謙《長陵》的一首七言絕句,都是很好的歷史哲學寫照,而且很典型的具有溫柔敦厚的詩人風格。他的詩說:「耳聞明主提三尺,眼見愚民盜一杯。千古腐儒騎瘦馬,灞陵斜日重回頭。」

第一句「耳聞明主提三尺」,是說由歷史得知,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,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。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。第二句「眼見愚民盜一抔」,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,張釋之為廷尉,說「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即斬首」的法令,此處影射歷史上成王(奪得天下即為天子)敗寇(侵犯帝陵即便殺頭)的人生悲劇。下面兩句,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,自孔孟以來,後世的讀書人——儒家們,雖然滿腹詩書,究竟有何用?比較有成就的,也只是引經據典,成為第一流的幫閒而已。等而下之,差一點的,一輩子死於頭巾之下,談今論古,滿腹酸腐味道,也就是漢高祖——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「豎儒」或「鯫生(見識鄙陋的人。為輕蔑讀書人的話。鯫,ㄗㄡ)」、「腐儒」之類,等於近代常用的「酸秀才」、「書呆子」,是同樣的意思,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裡便感慨地說,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唸書的,生逢亂世,「千古腐儒騎瘦馬」,只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,在那夕陽古道,經過漢王帝寢的灞陵之下,回頭望望,發思古之幽情,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,所謂「灞陵斜日重回頭」而已。

在宋人筆記上,記載著一則故事更有趣。有一次,宋太祖趙匡胤,經過一道城門,抬頭一看,城門上寫著「某某之門」四個字,他便問旁邊的侍從秘書說,城門上寫著某某門便好了,為什麼要加一個「之」字呢?那個秘書說「之」字是語助辭。趙匡胤聽了就說,這些「之乎也者」又助得了什麼事啊!

講到這裡,同時要注意中國文化的詩和哲學等等,都有我們民族傳統的特性,必須具有溫柔敦厚的內涵,才算是忠厚之德,不然,就都流於輕薄。中國人喜歡作詩,無論是古詩或今詩——白話詩,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詩人的才情,這也是我們民族的特殊氣質之一。但是有才華,還必需要經過力學的鍛煉才好。比如詩聖杜甫,或者較有名的歷代詩人們的好詩,都有這種風格。剛才所舉杜甫、唐彥謙兩首和歷史哲學有關的詩,的確是涵養深厚,使人讀了雖然有感於懷,卻不致憤世嫉俗。

相反地,有同樣的思想,但一下筆、一出口,便具有煽動性,容易引起叛亂意識,猶如《水滸傳》上梁山泊式的詩,或如正言若反的詩,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,那便是前面所講元朝人作的那首:「中原莫遣生強盜」的詩,你能說這首詩作得不好嗎?看來淺顯明白,而且直截了當便表白了對歷史哲學的看法,哀傷感嘆、悲天憫人的文學心理,都兼而有之,但它在文學的價值上,就不足為訓,不足為法,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。前兩首與此有同樣的意義,但用不同的文字修養來表達,便合於中國文化「溫柔敦厚,詩之教也」的標準了。前面提過的,近代詩人易實甫先生的「江山只合生名士,莫遣英雄作帝王」那就對了,這也是文化與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尤其是諸位年輕的同學們,如果去當老師,培養後一代,那就更要注意了。像我現在講《孟子》,講《論語》,故意用輕鬆的辦法,嬉笑怒罵,來引起大家對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,只能偶而一用,到底有流於輕率之嫌,不足為訓。所以我始終說自己這些講解,雖然用心良苦,但卻不入正途的。大家千萬注意這一點,有的人用來可以改邪歸正,但同樣的方法,被別人用偏差了,說不定會改正歸邪了。

現在我們研究,孔孟當時為什麼會走這種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呢?我們知道,雖然後世的儒家,有了門戶之見,對於道家的思想起了爭論,但是在孔孟當時的知識分子,是沒有儒道之分的。老子有三寶之說:曰「慈」,曰「儉」,曰「不敢為天下先」。孔孟的這種作法,也就是老子的「不敢為天下先」,絕對沒有挺身而出,親自扮演堯、舜的思想。

這種自己絕對不來的態度,是儒家的好處,因為他們唯恐會使天下更亂。儒家自己不來,好了儒家,卻苦了天下的老百姓,更可憐的是影響後世的儒家精神,只能規規矩矩走臣道的路子,但是要想「致君堯舜」——走上王道,改變現有的狀態,卻又往往力不從心,受到各種客觀環境的限制而事與願違。在達不到理想的時候,有時只能以身殉道,充分發揮了「臣節」的教育精神,做到了盡忠報國,盡忠報王而已。如果就行為哲學和歷史的事實互相參究起來,那麼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,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。我們看歷代的名臣和大臣,以儒家之學,處身廟堂,儘管有許多作為,有許多成就,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宮廷中出了問題,他們便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所以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,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門戶,無法自立,也無法對天下有更大的影響。讓我們拋一句文言,便可說:「至堪浩嘆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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