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uesday, April 7, 2020

《論語別裁》政治與宗教

《論語別裁》政治與宗教
南懷瑾講述

樊遲問知。子曰:務民之義,敬鬼神而遠之,可謂知矣。問仁。曰:仁者先難而後獲,可謂仁矣。
這個「知」念「智」,為智仁勇的智,古代知智相通。樊遲,這位孔子的學生,不必介紹了,上次駕車的就是他。有一天他問孔子,什麼叫真智慧,這個知包括了科學、哲學,但在這裡卻偏向於政治哲學。孔子答復得很妙:「務民之義,敬鬼神而遠之,可謂知矣。」
務民是什麼?是領導人,作一個從政領導的人便是務民,意思是他所領導的事務是為老百姓服務的。「敬鬼神而遠之」,這句話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。孔子不相信宗教嗎?他非常相信,他認為鬼神是有,但與人是兩路。所謂「天道遠,人道邇。」鬼神是天道的問題,離我們很遠。我們現在活著都是人道——「人道邇」,政治、教育、經濟、軍事、社會都是人道的事,不要以鬼神為主,所以敬鬼神而遠之,是敬而遠之,不是不信。
過去,尤其是現在,一談到宗教,人們就說迷信,這種態度我非常反對,持這態度的人「懂不懂宗教?」是一個問題,如說:「不懂,是迷信何必去懂他?」這樣便是大迷信。為什麼呢?因為迷信自己嘛!對於一個東西,內容還不懂,就隨便下定義,這不是迷信嗎?迷信,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,這才叫迷信,現在你對宗教不知道而下了這個定義,這是大迷信。孔子絕不迷信,「敬鬼神而遠之」,這就是知。
這是個大問題,中國古代歷史,西方古代歷史,幾乎政治與宗教沒有分過家。我們歷史上的秦始皇、漢高祖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路下來,幾乎沒有一個皇帝沒有和宗教發生過關係,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對。外國也一樣。
講到這裡可以告訴大家一個事實,當南越已故總統吳廷琰未去世前,有位神父,陪一位也是教書的外國神父,到我家裡來訪問,說是由教廷來的。我一聽這件事,頗頭大。我聲明如果視我為代表中國的某一宗教徒,我不願談話,因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宗教。他說就因為我不代表任何一個宗教,比較超然,所以要訪問我。
我說我首先告訴你,請你轉告他們。我曾經在香港對宗教人士演講,提到二十一世紀之時,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須脫掉,所有宗教的大門都必須打開,而且各宗教要聯合起來共同服務,追求人生、宇宙的真諦,二十一世紀的文明,才能夠建設。我說也許言之過早,但是你們可記錄下來,將來必定如此。為什麼呢?假使不脫掉宗教的外衣,不打開宗教的大門,還是閉關自守,對所有宗教而言,便有八個字的定論——「關門主義,自殺政策。」
宗教是誰在排斥?並不是宗教之間的鬥爭,而是自然的發展,科學文明在捉弄宗教。後來他問到南越的事情,天主教與佛教之間在南越的問題。我說現在你可以記錄我的話了,我是中國人,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,貢獻你們一個意見,世界人類文化,站在宗教的觀點來看政治,好像每一個地區的政權,不過是由宗教制成的一個作品;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場來看宗教,任何宗教不過是政治上的一環而已。
凡是純粹的宗教徒,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場來看宗教。西方的宗教不去管,在中國的歷史上,任何一個時代,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問題,便非失敗不可。我當時認為貢獻他們這個意見,非常踏實,很誠懇。現在來說更中肯,一點沒錯。
我們中國歷史上,秦漢以下,三國時的黃巾張角、元朝的白蓮教,近代如紅燈照、義和團、太平天國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關係。凡政治扯上宗教關係來玩的,非失敗不可。西方的十字軍東征,這麼大一個戰爭,為了宗教的觀念而起的,成功了沒有?失敗了,此其一。第二,政治必須仰仗歷史文化的經驗,當時的南越太年輕了。我不好意思講,這是我國自己國家運氣差一點的時候,自己倒楣,免談了。嚴格說來,南越是小孩嘛,政治和歷史文化是要久遠的經驗,不可像小孩子一樣隨便亂來的。
這些事例就是說明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意義,如果講宗教史,佛教玄奘取經回國以後,便是唐太宗捧出來的。同時唐太宗也捧道教。唐代的真正國教是道教,上朝排列朝班時道教站在第一位,佛教站在第二位,但待遇上是平等的。至於儒教,不用說,也是照捧,對伊斯蘭教也很崇敬,老的基督教——景教,也是唐太宗時候到中國來的,唐太宗還替他寫一個碑文,准他在廣州蓋廟— —建教堂。
唐太宗那樣大的政治氣派,看每一個宗教都是好的,都「請上坐,泡好茶。」他自己信什麼教,他沒有表示。老老實實說,後來考據他是信佛教的。但在政治態度上,他絕對公平,過去儘管沒有憲法,對宗教還是公平。所以孔子說為政的領導道理與鬼神之事的關係,不能完全做迷信看。有時對工作,對政治非常有幫助。
不過上面一個「敬」字很重要,應該非常恭敬。比如拿破崙,絕不迷信,他當皇帝以後,曾經把皇冠一腳踢開,認為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麼東西。但當他打到了伊斯蘭教的國家,看到伊斯蘭教的教堂,卻跪下來,跟著別人一樣禮拜,這就是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道理,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,不能叫迷信。信仰是個人的事,處大事時,則不能隨意有所偏廢。
為什麼舉這許多事例來說明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為「知」呢?要注意,孔子上面有一句話,「務民之義」,講到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智慧問題,並不是普通閒談地,討論鬼神這個哲學問題。
後來又問到仁這個問題。這裡的仁不是講仁的體,而是講仁的用,作人處世的仁。孔子說,一個領導別人的人,極須要仁愛的心懷,對任何問題不要輕視,不輕視也就是儒家「敬其事」的思想。尤其領導人聰明的,往往容易輕視天下事,犯上蘇東坡「我被聰明誤一生」的毛病,所以任何事先從「難」的方面想,以後才能得到好的結果。先從難的方面,問題多的方面看,都研究完了,最後有一個結論,得到中道的成果,這就是仁的用。這樣一來,便利了自己,也便利了別人,更便利了老百姓。
這幾十年來,年輕的朋友,用西方文化的觀念來處理事情——錯了,不怕錯,就怕不做;錯了沒有關係,再改。這一來,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壞。有些人喜歡引用拿破崙的氣魄,說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,這句話聽了很過癮,非常有氣魄。但是大家想想,拿破崙並沒有成功,他不會成功,如同中國的項羽一樣。
說到西方文化,美國除了科學以外,追根究底沒有什麼真東西可看;只有到歐洲去看;在歐洲只有到法國看,到了法國祇看到拿破崙的凱旋門。歐洲人都崇拜拿破崙,可是像拿破崙這樣的人,在中國歷史上多的是,可以揀出來一打以上,這有什麼了不起?一個老成謀國的人,要注意這個「難」,先難而後獲,這就是用仁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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