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74講 寡人好貨

《孟子旁通》第74講 寡人好貨

南懷瑾講述

 

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

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，《詩》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餱糧。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。爰方啟行。』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，然後可以爰方啟行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孟子採取緊迫盯人的姿態，追問齊宣王，您既然認為很好，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？齊宣王答得很妙，他說我有一個毛病，我非常愛好財富。

古代「貨」字的意思和現代的「財」字相同，包括了金錢、物資等等。齊宣王這句答話，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，答非所識問，但也很妙。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，這當然是要花錢的，而他卻說我愛錢，捨不得花鈔票啦！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，你從後面緊逼盯人，我就來個轉身，擺脫你。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，對他說，這沒有關係呀！周朝的先祖公劉，就是一位好貨的人，而且有詩為證呢！

公劉，據《周紀》說，是棄的後代。棄是唐堯的兄弟，到虞舜時，被封為后稷，有相當偉大的德業，傳到不窋（ㄓㄨˊ）這一代的時候，因政治的衰退，不窋丟了官，就流亡異域，到戎、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（自漆沮度渭，取材用）一帶去求發展（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，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。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）。當傳到公劉的時候，才又振作起來。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之什》的〈公劉〉篇，就是歌頌這段故事。

孟子又繼續引用《詩經》的記載作補充說明。他說，公劉當年好貨，但能推己及人。他首先教導人民，因地制宜，努力耕作，增加生產。在秋天豐收時，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，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，只好堆積在倉外。另外，製造乾糧，放在橐裡、囊裡，以便人民遷移時，可以隨身攜帶。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，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，逐漸的富強起來了。於是他又整軍經武，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，等這些都差不多了，才帶了弓箭，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，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，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（ㄅㄧㄣ）邑，復興他祖先后稷的舊業。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，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，如此準備妥善，才向豳地進發。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，漸漸興盛起來。

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，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，您身為一國之君，喜歡財富是應該的。像周朝的先祖——公劉，創建基業時，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。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，從事生產工作，藏富於民的話，如此，齊國得以富強，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。這不是很好的事嗎？在這裡，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，以及緊迫盯人的技術，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。

齊宣王的「太極拳」由「好樂」、「好勇」，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「好貨」了。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。

在中國文化中，有一句話，包括四件事：「聲、色、貨、利」。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「聲色貨利」，那個社會、國家，沒有不亂的。這四件事，沒有一件是好事，全是壞事。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，沒有不好的，他全都愛好。

後世一些讀書人，讀了《孟子》這一類的書，學了這一派的論調，每提到「聲色貨利」，就視同毒蛇猛獸，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。其實，我們每一個人，對於聲色貨利，沒有不愛好的。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欲望，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。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，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，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。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，並導之正途，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，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，反而是國家、社會、人民的福利了。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，正是「聲色貨利」最先進的國家。反之，就是尚在落後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。

從這裡，使我們想起齊桓公，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。但在當時，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，能在當世成大功，後世歷史上成大名。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。

桓公謂管仲曰：寡人有大邪三。

不幸好畋（ㄊㄧㄢˊ，狩獵），晦夜從禽不及，一。

不幸好酒，日夜相繼，二。

寡人有污行，不幸好色，姊妹有未嫁者，三。

管仲曰：惡則惡矣，非其急也。人君惟不愛與不敏，不可耳。不愛則亡眾，不敏則不及事。

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，我這個人，有很不正經、很邪門的三個嗜好，你看多蹧糕！怎麼辦？喜歡打獵，常常跑出去玩，有時追捕獵物，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，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。這是第一件事。

還有我喜歡喝酒，講究口腹之欲，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。齊桓公好吃，是有名的饕餮，天下所有的美味，他都找來吃。他的一個部下易牙，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、滿足他。有一天，他吃喝得高興了，對易牙說，天下的美味，我都吃過了，可就沒有吃過人肉，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。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，問易牙這是什麼肉，易牙說是人肉。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，來取悅於桓公。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。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，一點仁心都沒有，怎麼談得上「忠」。這是另一段公案，我們暫時不去討論。易牙是壞蛋，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。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，到了什麼程度。他自己也對管仲說，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。

他又說，更不幸的，我有比前面兩項，更不乾淨的行為，說起來都難為情，我還喜歡女色。好女色倒是小事，我的同宗姊妹中，還有尚未出嫁的。他的同宗姊妹為什麼不出嫁，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，難以啟齒的話。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，就意在不言中了，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，比齊宣王嚴重多了。

可是管仲怎麼說呢？他說，你這三個大毛病，的確很不好，壞是壞透了，但對你現在來說，還不是最重要的事，不一定要立即改正。事實上，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。如果管仲說，要他馬上改，反而會弄僵了。管仲只是說，一個作領袖的人，如果沒有愛心，不愛天下人，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，這才是最大的忌諱。因為沒有愛心，不能「愛民」的話，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；不夠積極，不能「勤政」的話，就會政務荒弛。因此，「勤政愛民」，是領導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（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）。

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。幾千年來直到現在，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。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，也是實行家，連孔子都很推崇他。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，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。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，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。所不同的一點，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，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，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。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，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，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，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，可惜效果上，卻差了許多。但是有一點要注意，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——老闆，在人格、個性上，也有許多差異。因此，在歷史上的成就，也就不相大同了。

其次，我們要討論的「聲、色、貨、利」四事，我國歷史文化上，幾千年來，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。直至國民革命成功，推翻清朝以前，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，尤其是看不起商人。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，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，致使工商業不發達，科學不進步，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