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73講 什麼明堂

《孟子旁通》第73講 什麼明堂

南懷瑾講述

 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，毀諸？已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正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

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與？」

對曰：「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；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《詩》云：『哿矣富人，哀此煢獨。』」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為不行？」

有一天，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，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，要把明堂拆毀，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？如一般人所說，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？還是保留下來好呢？

所謂「明堂」，就是「明政教化之堂」，周代初期的建築。也就是天子的廟堂，舉凡祭祀、朝會諸侯、饗功、養老、教學、選士等，意義重大的活動，當在這裡舉行。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徵，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。在《禮記》中有一篇，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，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。以現代觀念而言，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，比起法國的凱旋門，美國的自由女神像，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，不可同日而語，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精神。

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，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，直到漢朝還存在，後世才逐漸湮滅。當然，它表徵了中國文化，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。在齊宣王的心目中，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，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。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，在他心理上，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。拆毀明堂，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！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。但在孟老夫子面前，又怕碰釘子，不敢開口，於是藉口是外面有人傳說。換言之，是民間的輿論如此，藉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。否則的話，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，根本認為不可行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？還是不拆的好呢？

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，卻也避開正面，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。他只說，這是王者之堂，象徵著王道思想，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，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。齊宣王就說，你所說的王政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其實對於王道仁政，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，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，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，也許是根本沒興趣，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，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。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，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，各方予以好評，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。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，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，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，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。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。

再反過來看孟子，他也很難堪，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，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，來個太極拳的推手，推得遠遠的。於是他又「打蛇隨棍上」式的，再順著齊宣王的話，接上去，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。用心之苦，實在苦得也很可憐！他們兩個，雖然互相尊重，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。

在這裡，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，自然有點興奮了。我們知道，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。而孔子對於政治，是推崇上古以及文、武、周公的政治風範的。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，以前周文王在岐山發祥之初，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。第一點：「耕者九一」，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。

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，後世稱作「井田制度」。當時地廣人稀，沒有私人財產制，土地均屬國有，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。每一田園，在規制上區分「井」字式，分成九部分，收穫的時候，四周八分，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，中間一份公田，收成歸政府，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，後世稱此為「井田制度」。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，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。究竟實際情形如何？這種制度，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，但到底還不夠詳細，同時我們不要忘記，當時人口稀少，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。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，以及秦孝公時期，中國的經濟制度，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，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，也可以說，他師法管仲，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。

在歷史上，秦以後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，更曾經有幾度，意欲恢復它。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，想恢復井田制度，取消私有財產制。當然，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，只是盲目的好古，妄想復古而已，所以沒有成功。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，也想走這個路子，因為用人不當，也失敗了。

孟子說到第二點「仕者世祿」，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，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。這一點，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。但在孟子當時，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。因為在那個時代，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。不僅在教育制度上，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，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，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。我們以現在民主思想為基礎，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，甚至斥為封建餘毒。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、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等等因素，去探討這種制度的精神，則可發現，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，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。總之，我們論史，應該盡量客觀厚道，就「時」論事。不能純出主觀，以今之所有，笑古之所無；也不能以古之所無，便否認今之所有。

第三點，孟子說到「關市」方面，關卡和互市，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。這在文王時期是「譏而不征」的。只是派人巡察，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，順便瞭解貨物的議價狀況，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、交易稅之類。因為在戰國當時，征斂相當繁瑣、嚴苛，常常弄得民不聊生，所以他提出這一點。

再其次，說到周文王時「澤梁無禁」。澤為水澤，梁指山林。廣義的說，就是無論上山下海，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，山林資源的開發，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。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由的，但人民也懂得節制，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。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，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，那時候的社會結構，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。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。

在司法方面，孟子指出「罪人不孥」。就是罪不及妻子，個人犯罪個人承當，自己受法律制裁，與家屬無關。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，覺得沒有什麼道理，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，本來就是如此，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。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，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，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。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，有許多情況，都是罪及妻孥，乃至於一人犯罪，可以誅滅九族，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。所謂「人主」者，朕即國家，朕即法律，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，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孟子講這句話，就非同小可了，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，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。

接著，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，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，他說：鰥、寡、孤、獨這四種人，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。文王當時，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，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，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。他同時引用了《詩經·小雅·節南山·正月》篇第十三章，最後兩句「哿矣富人，哀此煢獨」來強調窮人的可憐。詩的意思是說，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，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？對這些人，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。

孟子說「王政」說到這裡，剛剛才一開頭，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，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，又打起太極拳來了，插上一句「善哉言乎！」意思是說，你講得好，講得很好。又把「王政」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。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，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，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