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22講 義利之辨

《孟子旁通》第22講 義利之辨

南懷瑾講述

 

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，現在我們再來研討《孟子》本節的重點。首先要瞭解，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，而且也遠遊過各國，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？難道他對鄒衍，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，一點都不會嗎？

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：不是的。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，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，完全懂得。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，實在是「非不能也，是不為也。」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：是不屑於那樣作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，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，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。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、爭權奪利的時代中，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，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，促使他齊家、治國而平天下。

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，當頭一棒，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。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，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。此所謂「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，是乃聖人之用心也。再說，無論是謀國謀身，「仁義之道」的確是真正大利。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，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。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，而行有所不能也，如此而已。

其次要研究的是，根據司馬遷的《史記》等史料的記載，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（梁）國的。《孟子》這部書，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，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，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，卻偏放在最前面呢？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，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。

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，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，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，所處的地理形勢，西有強秦，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，南有強大的楚國，北接的韓、趙，雖然同是自晉分出，獨立的同源邦國，但亦各有懷抱。在客觀形勢中，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，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，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。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，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。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，不談仁義，開口就問：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這句話，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？這實在是人情之常。

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。讀任何書，先要絕對的客觀，然後再設身處地的，作主觀的研究分析。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，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，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，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。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，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，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。

孟子答覆梁惠王說，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？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。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，尤其是儒家思想中，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。而在後世的讀書人，大多看到利字，就望望然聯想到「對我生財」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；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，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。至於義，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。因此便把仁義之「利」錯解了，而且把仁義的道理，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。如此一來，立身處世之間，要如何去利就義，就實在很難辦了。

舉一個實例來說，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，這是利，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？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。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，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，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，就是不義之財，是違背了義的道德，是不應該的。在利的一方面看，自己的私心裡認為，路上的這些錢，乃是無主之財，我不拾起來，他人也會拾去，據為己有，也沒有多大關係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？儒家對這種問題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，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、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。

但是，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，後世讀《孟子》的人，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《孟子》，解釋《孟子》，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。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，只是狹義的利益。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，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，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，把「利」與「義」絕對地對立起來了。其實並不如此，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，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，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，而是告訴梁惠王，縱使富國強兵，還都是小利而已；如從仁義著手去做，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