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旁通》第39講 仁政之道

《孟子旁通》第39講 仁政之道

南懷瑾講述

 

對於梁惠王的宏圖，孟子告訴他，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領土，如果做得好的話，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，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。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，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，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。所以，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，其次要注重教化。

怎樣施仁政？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。當然，這只是仁政的作法，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。

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，第一是省刑罰。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，有所不同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。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，對於刑罰的施為，應該以省略為上，不可太苛重。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，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，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，法治要簡明，不可繁重嚴苛。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。

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，主張不要刑罰，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，都是失之於偏。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，在他所著的《長短經·政體》篇中，對於嚴刑罰，曾引孔子的話，作了這樣的評議：

「孔子曰：上失其道，而殺其下，非禮也。

故三軍大敗，不可斬。獄犴不治，不可刑。何也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人故也。夫慢令致誅，賊也。徵斂無時，暴也。不誡責成，虐也。政無此三者，然後刑即可也。陳道德以先服之，猶不可；則尚賢以勸之，又不可；則廢不能以憚之，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，然後待之以刑矣。

袁子曰：夫仁義禮智者，法之本也；法令刑罰者，治之末也；無本者不立，無末者不成。何則？夫禮教之法，先之以仁義，示之以禮讓，使之遷善，日用而不知。儒者見其如此，因謂治國不須刑法。不知刑法承於下，而後仁義興於上也。法令者，賞善禁淫，居理之要。商、韓見其如此，因曰治國不待仁義為體，故法令行于下也。

故有刑法而無仁義，則人怨，怨則怒也；有仁義而無刑法，則人慢，慢則姦起也。本之以仁，成之以法，使兩道而無偏重，則治之至也。

故仲長子曰：昔秦用商君之法，張彌天之網，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，天下響應。人不為用者，怨毒結於天下也。

桓範曰：桀紂之用刑也，或脯醢人肌肉，或刳割人心腹，至乃叛逆眾多，卒用傾危者，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。故曰：仁者法之恕，義者法之斷也。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。

故孫子曰：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，此之謂也。」

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，對於王道政治中，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，相輔相成的功能，體用本末的作用，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「省刑罰」三個字的闡揚。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，以仁義為本，以刑罰為用，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。由此我們也可以瞭解孟子動輒稱仁義。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，只說「省」刑罰，而不說「去」刑罰的原因。所謂「治國不須刑罰」，那只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迂闊之見。

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，是「薄稅斂」，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，減輕公府的公費、規費和臨時的稽徵。像秦始皇造阿房宮、宋徽宗之造艮嶽，徵用民財，就是斂，徵用民力，就奪時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，都要減輕，否則的話，徵斂太多太重，則等於殺雞取卵。弄到民窮財盡，路有餓莩，則無從徵斂。能夠薄稅斂，則藏富於民，國家自然富足，國庫自然充裕。現代的名辭，所謂「培養稅源」，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。

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，孟子提出「深耕易耨」四個字。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。「深耕」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。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，成長得更好。「易耨」，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，又叫作芟草。秧苗插下去以後，過一段時間——大多在穀雨之後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，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，使秧苗長得更好。

在臺灣，我們常在季春時節，看到農民跪在水田裡，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，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裡，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，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，這就是耨。而所謂「易耨」，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。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，會長得不好；如果輪換一下，今年種稻，明年種菜，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，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。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，這裡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，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。所謂「不奪農時」，用現代的語言來說，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、勤於耕種，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。

綜合以上三點，王道政治的重點，第一是法治，第二是財政，第三是經建。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，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，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，便可使社會安定、豐衣足食，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。

在少年人、青年人空閒的時候——正如《論語》中孔子說的「使民以時」——在最適當的時間，也就是前面所說「不奪時」，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，教化少壯青年，具有孝、悌、忠、信的修養與行為。在個人的品德上，對父母尊長，能夠善盡孝道；對兄弟姊妹，同輩朋友，能發揮友愛的精神；對人對事，能殫智竭慮，做得最適當，能夠言而有信，不虛偽詐欺。人人如能如此知恥，自立自強，在家的時候，這樣孝友父兄，到了社會上，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，那麼就形成了孝、悌、忠、信的大家庭。各個家庭如此，便成了孝、悌、忠、信的社會。擴而充之，就是孝、悌、忠、信的國家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，在文化戰、政治戰上，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。如果必要打仗時，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，去撻伐秦國、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，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。

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，又返過來，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，告訴梁惠王說：「現在他們這些國家，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亂用民力。不問農忙不農忙，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，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，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，弄得人人家園破產，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，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。強迫出征，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。像這樣，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裡淹死，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。」

這種征役之苦，後世在唐代杜甫的《兵車行》和《石壕吏》等詩中，有詳細的刻畫，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。在明末，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，也有深刻的寫照，其中兩首寫道：

（一）

名將重威信，過師從枕席；
平日少撫練，臨戎增嘆嘖；
賊焰既已熾，調發雜主客；
強者太猙獰，弱者不任革；
緣村掠民蓄，孰操自完策；
貧民無立錐，更復遭奇阨；
談笑借汝頭，聊以充斬馘。

（二）

殺運殄生人，輕細如蠓蠛；
兵荒已半死，豈堪罹病孽；
春來漸多疫，什九劇綿惙；
蠢凶既草萎，良謹或蘭折；
道路續新鬼，親屬累死別；
貧民無棺斂，委棄空痛結，
橫屍陳道衢，端為烏鳶設。

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，且不去討論，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，例如：「談笑借汝頭，聊以充斬馘。」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，造成自己的功績，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，大人的頂子，是血染紅了的（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）。其餘如「橫屍陳道衢，端為烏鳶設。」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，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。如今百餘年來，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，國家多難，人民不幸，實令人不勝慨嘆！

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梁時詩人杜荀鶴，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「陷溺其民」的暴政所造成的社會狀況。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：

人事旋生當路縣，吏才難展用兵時。
農夫背上題軍號，賈客船頭插戰旗。

把「奪其民時」的情形，寫得入木三分。又在一首題為《旅泊遇郡中亂》的詩中寫著：

握手相看誰敢言，軍家刀劍在腰邊。
徧搜寶貨無藏處，亂殺平人不怕天。
古寺折為修寨木，荒墳掘作甃城磚。
郡侯逐去渾閒事，正是鑾輿幸蜀年。

孟子早已說過，你這些拚命擴張武力的鄰國，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，陷溺其民。如果你實施了仁政，法治上了軌道，財政經濟充裕，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，人人自立自強，然後再去征伐鄰國，自然就天下無敵了。所謂「仁者無敵」，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，不要猶豫，走向仁義的大道吧！

「仁政」——這個孟子的主張，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，如果能夠施行「仁政」，使人人明白國恥，心情也沒達到國強民富，則自然是「仁者無敵」，最後必能致勝的。

孟子和梁惠王，從第一次見面開始，到這裡告一段落。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，可以知道，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，推行仁義，講求仁政，期望天下太平，人民的日子過得好。對於當時那些策士，所謂縱橫家、謀略家等遊說之士，如蘇秦者流，為求取功名富貴，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，他不是不知道的，而是知而不為，不願那樣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