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論語別裁》孔子的換心術
南懷瑾講述
定公問:君使臣,臣事君,如之何?孔子對曰:君使臣以禮,臣事君以忠。
這個問題,以現代的觀念來說,就牽涉到政治思想,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作法,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。魯定公所問的,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,而孔子答復他的,是領導的道德,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。換言之,乃是在駁魯定公。認為用方法——手段——是錯誤的,所謂領導應該是以「德」領導人。從什麼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?就在這「君使臣,臣事君」兩句話中的「使」字。
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,以一個「王者」——這是隨便藉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——之尊問孔子,孔子當然也尊重他。魯定公問,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,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幹部?相對的,一個忠貞的幹部,對於領導人,又應該用什麼方法理事及自處?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,很婉轉。
而孔子則用兩句話,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——「君使臣以禮,臣事君以忠。」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,但孝道也是相對的,「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」,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,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,兩者是對立的。忠也是一樣,就如孔子的話,上面對下面以禮,禮敬——也是愛的一種形態,等於父母愛子女的愛心。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行,道德的風行,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。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係是建立在道德上,不是建立在手段上,兩句話就答復了魯定公的問題。
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,認為對於忠孝的觀念,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。其實不然,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。老子說:「六親不和有孝慈,國家昏亂有忠臣。」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,好像老子是反對孝、反對忠的。
其實不是這個意思。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,有幾個孩子,其中一個最乖的,於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,拼命地標榜他,而忘記了基本上「家庭不和」這個問題。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,個個都是孝子,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?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,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。
至於「國家昏亂有忠臣」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,才表現出他的忠貞,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,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,雖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,但是沒有那種成仁的表現機會。因此我們對歷史、對國家,並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樣的情形出現,而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。
所以用白話來說老子這兩句話,加上一個「才」字,成為「六親不和才有孝子,國家昏亂才有忠臣。」那麼就可以知道老子並不是反對忠、孝了。假如在一個團體中,我們說某某人是好人,那麼其他都是壞人了嗎?希望全體都是好人,無所謂誰好誰壞,這就最好。
孔子答復魯定公的話中,意思是說,你不要談領導術,一個領導人要求部下能盡忠,首先從自己衷心體諒部下的禮敬做起。禮是包括很多,如仁慈、愛護等等,這也就是說上面對下面的如果盡心,那麼下面對上面也自然忠心。俗語說人心都是肉做的,一交換,這忠心就換出來了。
現在要研究《論語》,為什麼把這段話放在這裡?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,此乃《春秋》筆法的「微言大義」,在春秋戰國的時候,整個社會上下一片混亂,亂到持德者寡,用術者多,所以孔子提倡仁,提倡孝,提倡道德,因為大家都用手段。
譬如現代人們流行的一句話,常說「你少用手段」,尤其這六七十年來,每論團體或個人的經驗,玩手段的一個比一個高明,誰都玩不過誰,玩到最後還是個笨蛋。所以還不如規規矩矩、誠懇的好,如果把真正的誠懇當作手段,這個手段還值得玩,這也是最高明的。這六十年來的變亂,對於手段,誰都學會了,誰要玩幾套手段,別人沒有不知道的。只有老實人最可愛,講道德的人才是最可愛,最後的成功還是屬於真誠的人,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。
我們從現實生活中,也可體會得出來。孔子答復魯定公這幾句話的時候,就是針對著當時的風氣。一個風氣之來,就像颱風一樣,不但下層、中層社會受影響,上層也是一樣。魯定公是領導階級的上層,結果還是犯了這個毛病,孔子就針對他的毛病,開了這個藥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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